“天津讲话”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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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单牌楼的湖南饭馆“曲园”订做了湖南菜，还特意交代，送菜时不要忘记带湖南的长筷子。比王光美大两岁的六哥王光英为准备送给刘少奇的礼物，特意骑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那天，刘少奇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头戴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和身着女式列宁装的王光美一同来到家里。王槐青亲自到客厅门口迎接刘少奇。刘少奇忙走上前去，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短，但满怀深情。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于北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和母亲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
这时，王光美的六哥王光英恰从天津回到家探望双亲，刘少奇与他倾心交谈，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还告诉王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
刘少奇十分注意地听着，接着说道：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怎样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听国民党宣传多了，对共产党不了解，很害怕，害怕要“共产”，要没收财产，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刘少奇遂让王光英回天津后，要联系工商界人士，做些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
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吃了解放后的第一顿团圆饭。饭后，王光英把那条方格薄围巾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高兴地接过来，还在脖子上围着试了试，笑着对王光英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再搞了。”
刘少奇省亲后不久便赶赴天津。
刘少奇是肩负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业比较集中，问题很有代表性。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上。临行前刘少奇还特意通知才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两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张文松等几位得力干部随行，以便及时将刘少奇的意见转告市委，中央办公厅同去的有吴振英（老红军，刘少奇的秘书）、李树槐（老红军，负责警卫）等同志。天津之行，王光美也陪同在刘少奇身边，她详细记录了刘少奇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日程。从4月10日到5月7日，在天津刘少奇做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和视察。
刘少奇天津之行最为轰动的，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他在天津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史称“天津讲话”。
在天津市的干部会议上(主要是工会干部)，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继续存在，工人想不通，有些工人认为，既然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刘少奇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朝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亲自解决他们的疑惑。
4月21日，他在视察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时，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是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向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夕，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的做法，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稻、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谈话”的主体构成。
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谈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呼、也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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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单牌楼的湖南饭馆“曲园”订做了湖南菜，还特意交代，送菜时不要忘记带湖南的长筷子。比王光美大两岁的六哥王光英为准备送给刘少奇的礼物，特意骑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那天，刘少奇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头戴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和身着女式列宁装的王光美一同来到家里。王槐青亲自到客厅门口迎接刘少奇。刘少奇忙走上前去，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短，但满怀深情。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于北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和母亲谈起了分别后的情况。
这时，王光美的六哥王光英恰从天津回到家探望双亲，刘少奇与他倾心交谈，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还告诉王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
刘少奇十分注意地听着，接着说道：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怎样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听国民党宣传多了，对共产党不了解，很害怕，害怕要“共产”，要没收财产，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刘少奇遂让王光英回天津后，要联系工商界人士，做些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
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吃了解放后的第一顿团圆饭。饭后，王光英把那条方格薄围巾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高兴地接过来，还在脖子上围着试了试，笑着对王光英说：“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再搞了。”
刘少奇省亲后不久便赶赴天津。
刘少奇是肩负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业比较集中，问题很有代表性。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上。临行前刘少奇还特意通知才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两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张文松等几位得力干部随行，以便及时将刘少奇的意见转告市委，中央办公厅同去的有吴振英（老红军，刘少奇的秘书）、李树槐（老红军，负责警卫）等同志。天津之行，王光美也陪同在刘少奇身边，她详细记录了刘少奇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日程。从4月10日到5月7日，在天津刘少奇做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和视察。
刘少奇天津之行最为轰动的，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是他在天津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史称“天津讲话”。
在天津市的干部会议上(主要是工会干部)，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继续存在，工人想不通，有些工人认为，既然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刘少奇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朝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亲自解决他们的疑惑。
4月21日，他在视察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时，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是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向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夕，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的做法，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稻、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谈话”的主体构成。
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谈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呼、也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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