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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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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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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异之后他没有忘记详细记录,以便会后思索反省。

事隔25年后,即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张闻天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说:遵义会议他作反报告。

当然,张闻天的反报告体现了“毛、张、王”3人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出思想出观点,张闻天捉刀握笔,形成提纲,王稼祥仔细推敲,补充发挥。他们共同制作这颗“重型炮弹”,掷向“左”倾军事路线的最后堡垒。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发言以后,会议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索第一天会议的发言内容,为第二天的会议作准备。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一改“后发制人”的习惯,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尖锐、幽默,击中要害,不留情面。他开门见山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说:我认为最高“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的论点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许。接着他对上述论点展开分析。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邓小平的记录也丢失在长征路上,博古的笔记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后还是付之一炬。后来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基本反映了他当时发言的观点。

他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他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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